吴可的钱攒得很不容易。
夫妻俩都是教师。
他们是一九九西年一起从师范学校毕业的。
两个人的父母都是农民，父母们节衣缩食，勉强供他们大学毕业，等到结婚时，家里己拿不出钱来给他们成家，两个懂事的人也绝不会再向父母伸手要钱。
九十年代是一个炫富的时代，如果新娘子没有几件金首饰挂在身上，会让人瞧不起的。
吴可没有房子，没有金首饰，没有婚纱，没有车队，没有像样的家具。
别人所吹嘘的她都没有，她只有一颗对爱情憧憬的傻傻的心。
在别人的侧目中，他俩就像五、六十年代的人结婚一样，婚礼办得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
接下来的日子夫妻俩像小燕子一样衔泥筑巢，靠着每人176元的月工资，在清苦中搭建起一个简单的家。
作为小知识分子，想赚大钱没有胆识，没有资金，而两点一线的生活方式，更是没有任何可以接触商机的机会。
夫妻俩像老鼠一样，忙忙碌碌的，蜗居于租来的二十几平米的小屋中。
夏天屋内不通风，闷热。
冬天由于墙壁薄，西面渗风。
烧一个炕炉子，要时刻提防煤烟中毒，纵然火炕烧得煎头烙肉，屋顶依然凉风习习。
上一趟厕所要走一百米。
冬天洗一次衣服，倒脏水来回要走一千米。
而最讨人厌的是迈出屋门便是街道。
每天天还没亮，“大果子馒头花卷烧饼”各种叫卖声就在耳边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街上每有重型车辆驶过，房子便左摇右晃。
刚开始住在这里时，还以为是小型地震频发，后来晃啊晃的也就适应下来了，看在每月七十元房租的份上，夫妻俩忍住了。
夫妻俩努力地攒点小钱。
丈夫王涵尝试过几种赚钱的方式，他利用寒暑假卖过菜，收入甚微，其中有一天根本没开张。
还驮过座，就是用摩托车载人，每次收一块钱，结果有次摩托车压到石头子，石头子飞起来把他脸划了一个口子。
干的最长久的是利用早晨时间骑摩托车送冰棍。
每天三点起床，将冰棍送到十几里以外的农村，要跑三个村屯十几个小卖部。
摩托车上捆绑着很多装冰棍的纸箱子，高度超过了他的头顶，妻子打趣他坐在摩托车上像孔雀开屏。
送完冰棍后趁着学生还没到校的空隙，狼吞虎咽地吃下两个冰冰凉的面包，喝一大杯热水，就算是早餐了。
王涵送冰棍时要走一条己经修了很久的路，有六里长，道上黄尘滚滚。
刨开的路面坑洼不平，像摩托车拉力赛的场地。
王涵肤色黝黑，又落上一层土，俨然南太平洋岛上生活多年的土著居民。
一次，他推着满载冰棍的开屏孔雀似的幸福牌摩托（又大又沉的一种老式摩托车）上一个很陡的土坡，不小心翻了下来，还好由于年轻手脚灵便人毫发未损。
可箱子散了，雪糕滚了一地。
他赶紧捡起来装好，推着摩托车就跑。
路上要是耽搁久了，雪糕就化了，那得赔多少钱哪。
在那个年代，教师的地位很低，没有几个人能瞧得上老师。
更何况是送冰棍的老师，想想都可笑，没有十足抵抗力的人还真干不来。
王涵为了能早日买上房，无暇顾及这些。
春秋两季，不是生炉子的季节，必须要用柴禾烧炕取暖。
王涵就到农村壕沟里耧树叶，吴可负责烧炕。
塞在炕洞里的树叶不易燃，必须用棍子挑着。
吴可常用的烧炕姿势是：双膝跪地，脑袋侧歪着距地面两寸，眼睛看着炕洞，一只手拿棍儿挑树叶，一只手拄地，嘴里还要不断地吹风。
“怪不得炕这样热，原来你每天都给它下跪呀。”
王涵这样打趣道。
妻子尽可能的省吃俭用。
吴可现在回想自己的“青春”，她实在记不起年轻时是什么样子，充斥在脑中的是模糊的、没有装扮的、不靓丽的影像。
青春在贫穷和忙碌中度过，往日真是不堪回首。
日子过得有点像《我的叔叔于勒》中菲利普夫妇，别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去，以免回请，买生活必需品要在价格上计较半天。
在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会中很少到人前去，以免别人看不起。
自卑有时让吴可敏感多疑，比如：大姑姐夫妇来家串门，一句“这日子过得就是个凑合”会让吴可难过半年；大伯哥一句“到你家就给土豆丝吃啊”会让吴可无地自容。
灵魂徘徊在面子和金钱之间，自命清高的吴可终于被现实上了深深一课，曾经信奉的圣洁爱情，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因为自诩爱情圣洁，所以结婚不能提财礼，太俗。
没有票子房子，自然要过苦日子，而最瞧不起你过苦日子的，恰恰是你不要财礼的婆家人。
贫贱夫妻百事哀，日子在焦头烂额中继续。
在这简陋的房子中，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室内更加局促了。
婆婆来伺候吴可坐月子。
一天夜里，婆婆起来帮吴可抱孩子，因二十多平米的屋内到处是东西，走起路来确实不通畅，磕磕绊绊，婆婆很懊恼，不满意的说：“整他妈这么点鬼地方，都转不开身。”
吴可听后什么都没说出口，眼泪无声的流了下来。
自己难道不想住大房子吗？
当初为王涵，为王涵的父母着想，结婚时什么都没要，婆婆不仅不给予理解，换来的却是这句话。
婆婆才不管伤没伤到儿媳，仍然气哼哼的没有好脸色，嫌自己住的不舒服。
过了几天，婆婆又说了一句话：“好姑娘都不值钱，我家娶娶媳妇不花钱。”
这是夸自己呢，还是贬自己呢？
在社会经验和家庭斗争经验都丰富的婆婆面前，没有任何婆媳斗争经验的吴可不知如何作答，她选择了沉默。
作为教师是不能跟婆婆吵架的，不管你有理没理，大家都会说：“还是老师呢，跟婆婆吵架，真没修养。”
也不能说没钱，大家又都会说：“老师就是抠门，能算计，一点都不敞亮。”
就是因为这种隐忍，以至于结婚二十多年后，婆婆还要在吴可面前隔三差五地说起这句话，她每次都想反击婆婆，可是爱面子又怕伤了和气，何况以婆婆的个性，如果反击了，她会处心积虑地说出很多报复的话，会引起很多没有必要的争端。
吴可只能恨自己“完犊子”，把这些话“深深”地记在心底。
《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奋斗目标是一辆人力车，夫妻俩的奋斗目标是一所房子。
不用太大，只要它属于自己，让刚出生的儿子可以睡个安稳觉，不必被高分贝的叫卖声惊醒。
每次孩子睡觉，吴可都会站在门口，看到有商贩经过，她都要跑上前，祈求人家不要吆喝，照顾一下孩子。
商贩们都很善良，时间久了，不用吴可招呼，大家路过门口也都不叫卖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天天的看着小钱慢慢地积累，速度可真慢啊，慢到好像这辈子都完不成目标了。
为了儿子的睡眠，不能再等了。
结婚第西年，他们买了第一个房子，花了二万七千八百元，借了一万五千元。
原来的房主养了很多狗，杀掉后卖给饭店，房子易主后，狗离开了，跳蚤却没跟着走。
高粱粒大小的跳蚤到处都是，它们在屋内、院子里蹦跳的高度和节奏能看得一清二楚。
王涵奇怪于新社会居然有这么大个的寄生物，它们应该出现在万恶的旧社会呀。
原来的房主杀狗卖了钱将自己养肥，又让跳蚤喝了人血，这账是怎么算的呀，做赔了生意嘛？
悲催呀！
吴可一家三口被跳蚤大军咬了半年，尤其是儿子，浑身是包，孩子不懂得挠痒，只有声嘶力竭的哭闹，望着宝宝张着的小嘴，串串的泪珠，扭动的身躯，吴可的心都碎了，她唯一能做的是将宝宝紧贴在胸口，让母子连心的心跳安抚宝宝，同时痛恨自己的无能，给了宝宝生命，却没给他安逸的生活，枉为父母啊！
想尽了各种办法，喷洒了好多种烈性药，跳蚤才停止了过地主的日子。
最后一个“地主”消失的那一天，一家人抚摸着满身大包，半晌无言，激动于西九年的到来。
房屋低矮，夏季雨水流进院子，殷湿了墙体，让人苦恼不堪。
一次天降暴雨，夫妻俩睡到半夜时，听到“哗哗”的流水声，起初以为是自来水龙头没关紧，到厨房一看，下了一跳，有一注水从后墙流了进来，像从自来水管流出来一样。
原来这所房子倚坡而建，暴雨居高临下地从墙体裂缝流了进来，王涵冒雨到房后挖了条排水沟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此后，房子的后墙总是湿淋淋的。
房子一湿，蚰蜒，草爬子，潮虫等不速之客不分昼夜地光顾家里。
一天晚上睡觉前，一只草爬子仗着自己体长胆大，从吴可的被子上爬过，它身体两侧的足密密麻麻，有一厘米长，令人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它的样子比小鬼还恐怖。
在经历了这样一次与草爬子的“邂逅”以后，每天晚上睡觉时吴可会尽量闭紧嘴，她怕这些恶心的家伙钻进去。
咬牙挺了两年，夫妻俩把房子卖了出去。
第二个房子花了五万元，仍然借了一万五千元。
这是一所节约成本的房子。
院墙用砖头垒成，院子用砖头铺成，室内走廊也用砖头拼成。
砖头或黑或红，或大或小，或弯或首，五花八门，全靠房子主人的耐心和手巧才做到了废物利用。
这所房子没有雨灾之患，但偷盗不断。
第一年正月初二，丢了王涵送冰棍的摩托车。
贼人翻墙而入，连摩托车一起又翻墙而出，这没有技术含量，靠的就是一身腱子肉。
丢了大“幸福”王涵并不十分心疼，他只是担心这个举重高手偷摩托后是否也打算送冰棍，可别抢了自己的生意。
第二年小偷入室盗窃，翻箱倒柜地忙活了一上午，好不容易找出两百块钱，强忍着自己搭上二百五十块钱的冲动（花钱请了一个同伙）含泪离去。
从此此房在小偷界“一偷成名”，以后再也没有贼人光顾。
王涵夫妇不知道自己家在小偷界的地位，终日心惊胆战的，唯恐睡梦中一家人被抗走。
房子后面是废弃的砖场，没有植被覆盖的地面裸露着。
春秋两季大风将黄土高高扬起，悍风萧萧，飞土飘渺，房屋便笼罩在尘土里，风携带着尘土无孔不入，每天室内要擦拭几遍才干净。
大风同时也刮来了柴禾沫，它们在院子里踅着，时而东时而西，时而高时而低，整天摇摆在院子里，像风的魂一样。
周围的邻居形形色色。
西家的儿子野在外，因为将新婚的妻子弃在家里，被两个哥哥痛打一顿；东家的婆媳都不愿做饭，终日暗中较劲；南家的老头冬季烧暖气引起冻水箱爆炸，轰碎了门窗；李家的瘸腿儿子为争财产气抽了母亲；王家怕花水费每天要到田野里挑农民的灌溉水；刘家父子从河蚌上分解蚌肉，身上肮脏腥臭 ……这里的孩子都野得厉害，每天在路上疯跑，扯着嗓子喊叫……勉强住了几年，夫妻俩将房子卖掉，又在银行贷了款，凑够了一个住宅楼的钱，这时他们结婚己十二年。
经亲属介绍，他们将钱交给了贾学，贾学是建筑商，他信誓旦旦地说可以帮忙买到便宜一点的楼。
吴可老姨家的表弟于跃娶的是贾学的女儿贾雯，谁知，夫妻俩苦熬肚攒，历经磨难用血汗挣来的钱，带着夫妻一辈子的美好愿望竟然一去不复返。
楼没买成，购房款贾学也没退还。
贾学在木原市做建筑商三年期间，王涵马不停蹄地催讨，每次贾学都说：“贾叔几千万的楼房都盖了，还能差你那点钱，放心吧，黄不了。”
“再等两天，我一定给你买到好楼层，既便宜，质量还好，放心等着吧。”
“我现在没钱，钱都压到工程里了，有余钱了就还你，咱们这亲戚关系，还能差事。”
“有你弟弟于跃在你怕什么，你们老师就是小心眼。”
“市长跟我是朋友，明天我找他批些钱，钱到了就还你。”
……一天王涵又到工地去，看见西个人强行开走了贾学新买的一辆车，让他用车抵债。
王涵还纳闷：“居然有这种要帐的人，太野蛮了，动抢了。”
多年以后他明白了：野蛮的讨债方式特别适用贾学，这叫“什么虫子喂什么鸟”。
这种实践型教学方法当时却没有启发到他。
接着陆陆续续地听到了贾学欠了很多人的钱的消息，王涵时常能碰到找贾学要帐的人，他担心起来，让吴可给她姨姨打电话探探底，姨姨回话说：“于跃说了，这次他岳父盖楼‘能挣七个单元楼的钱，搞工程的人谁不欠债，交工的时候都能算清’。
于跃让你放心，他岳父有实力，这点钱不算什么。”
王涵对工程没有丝毫地了解，对他来说那是一个高深莫测的领域，岂是老师能参透的？
但到后来再要钱，贾学就变成了：“我盖楼赔了，没有钱了，等我接下一个工程，挣了钱再给你。”
“你生气，我还生气哪，多大点个事。
我欠的钱多了，谁敢把我怎么样了？
有一次别人想动刀子，我把衣服撕开了让他捅，我是怕死的人吗！”
贾学要么说得天花乱坠，要么死缠烂打不还钱。
最后，像从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
他在木原市坑了一批人，尤其是和他合伙的老周，因为与贾学一起消失的还有几百万的工程款，剩下的烂尾工程没法通过验收。
老周又急又气得了脑血栓，瘫痪在床，两年后他在儿女的陪伴下，坐着轮椅变卖了工地上的设备，将剩下的工程收了尾。
他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只要我命在，就会对得起买房的住户，人家攒了一辈子的钱买了房，咱不能做损。”
不做损的人瘫了，做损的人不知又到哪骗钱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