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明帝：他反杀清帝一举复明完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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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明帝：他反杀清帝一举复明完结文》精彩片段

此次巡视广州，从番禺港到佛山镇，他可谓是大开眼界，有通过长途国际贸易赚取巨额利润的海运大亨；有通过造船、统购、仓储、贩运为海运配套而家资巨万的商业富豪；有雇佣上百工人冶铁、锻铁生产商品出口国外的实业大佬；有通过为这些大量冶铁、制铁企业提供原材料、生活消耗品的第三产业龙头......
在番禺港里，一座座宽大的码头人声鼎沸，载货量数万斤的远洋船只你来我往，无数纤夫、船工、水手、搬运工还有依附于他们的商贩、小店，这些本该北朝黄土面朝天的农民们放下了锄头、成群走进繁华的贸易港口，不再像他们的祖辈一样依靠土地生存。
在佛山镇的工场、铁铺里，上千的工匠师傅挥动锤柄、汗流如雨，数以百计的冶铁炉灶上空烟云密布，十几里外就依稀可见。数不清的煤炭、矿石，肩挑背扛、车拉马驼，从广东各地的铁矿、煤窑向佛山汇集，生产出的无数铁质产品从广州出发、远销海外......
什么叫做资本主义萌芽？
这他么就叫资本主义萌芽啊！
但心情激荡的同时，朱由榔却也知道另一件事实
那就是，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终流产了。
朱由榔勉强还记得中学课堂上的一些只言片语，再结合他自己在广东的所见所闻，其实他也不难猜出流产的原因。
一方面，明朝中后期这种有历史进步性质的工商业发展是畸形的。
因为事实上明朝早期的官方政策对商业发展极尽限制与打压，比如“片帆不得下海”的禁海；向商户摊派勒索的“岁办制度”；严厉的户籍管理政策；严格控制人口流通等。
但事情到了明朝中后期却发生了变化，倒不是说政策改变了，而是由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并且腐败之风渐兴，禁海形同虚设。地方官绅与这些民间资本结合，工商业在一种“灰色地带”的保护下成长起来，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具有一定进步性质的经济模式。
朱由榔知道，这种发展模式事实上极不健康！
其一，这种“灰色发展”工商业的壮大对国家财政毫无裨益，大量资本、劳动力投入工商业，却在“士绅免税”和腐败勾连的保护伞下不用纳一分钱税。反而会破坏国家税基，越发展反而对国家危害越大。
其二，这种发展模式对工商业本身也危害巨大，由于不能得到官方认可，又必须依附于士人官员集团，他们只能通过腐败手段来获得生存空间，市场扩张极其有限，生产规模很难扩大，而且在政治力量面前极容易被摧毁。
这一点，从明末佛山的铁户、炉户屡次不绝对朝廷摊派的反抗就可以看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番禺海商们对朱由榔“经济特区”和“海贸商会”的政策万分拥护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不能获得朝廷正式认可与保证，谁愿意给那些个官员当孙子？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满清入主中原后，对外为了防范抵抗势力和海外的复明势力，执行了比明朝中后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严格十倍的闭关锁国政策。
使才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雏形直接丧失了庞大的海外市场，缺乏有效后继动力。
朱由榔重生的这几个月也想明白了一些事，他知道自己想要打败正在上升期、如日中天的满清王朝，就不可能完全依靠明朝那运行了三百年，行将就木的体制，而他的第一步，就要从这两个“萌芽之地”开始！
“那现在的佛山镇铁冶经营状况到底如何？”
胡璇报告了一些佛山镇的大致规模和产业分布之后，朱由榔直击要领的问道。
“现在......大约一半的铁铺、工场要么倒闭、要么也快支持不住了。剩下不到一半的铺子主要是靠从广州出口才勉力维持。”
胡璇思忖一二后回答
“那闲置、待业的工人有多少？”
“恐怕不少于四千吧，且其中过半都是冶铁、锻铁的匠人。”
朱由榔闻此眼睛一亮
“既然如此，胡卿关于官营铁冶一事应该是不难了。”
“臣也是如此想，只是......这官营铁冶应作何编制？还需圣上示下。”
朱由榔沉吟片刻，关于这事他也考虑过许久，大体也有了些想法。"

前日何腾蛟与章旷被召回来了，然后不出意外的“经典剧情”就开始了。

先是章旷弹劾堵胤锡“有负皇恩、恃寇自重”，言下之意也就是看堵胤锡联合顺军残部的策略不爽，何腾蛟虽未上表，但明显也表示附和。

除二人外尚有礼科给事中丁时魁、工科给事中蒙正发、户科给事中金堡附议。

而且矛盾规模也在扩大，副都御史王化澄和刚刚从福建逃回没多久的礼部左侍郎朱天麟也被列入了打击范围内。

殿中一片嘈杂鼎沸之声，唾沫横飞

望着殿内一会儿要“请斩xxx，以正天下！”

又或是一开口就是什么“尧舜禹汤”、“君子小人”的大小官员。

朱由榔头都大了

他已经回到肇庆快二十天了，在内阁几位大学士的帮助下结合后世从历史上了解的背景，已大致将朝中主要官员的职位和资历弄清楚了。

他不会不知道，何腾蛟也好、章旷也好无非就是因为堵胤锡在农民军残部比他们更得人心，之前二人在岳州大败，而堵胤锡却在嘉鱼有所成绩。

事实上南明朝廷的文官们向来对于农民军残部都是一种排斥态度。

尤其是何腾蛟，为了避免将湖广地区的“抗清主导权”交给农民军，并且将顺军残部排挤出湖南。即使自己也没什么军事才能，也匆匆收罗重用了一批湖南当地的杂牌部队称为“南军”，而称忠贞营为“响马”。

结果这些重金聚集起来的杂牌官军成势后割据自雄，不听督抚调动，章旷又建议“向谓用北人不如用南人，某谓用外镇不如用亲兵。与其以有用之金钱，养望敌还奔之响马，不如养站得脚跟之南兵；与其以有限之金钱，养进止自如之外镇，不如养可予夺、遣发惟命之亲兵。且有亲兵则可以自强，自强则可以弹压响马，驾驭外镇。此壮威制胜之术也。”

结果又从广西，贵州等地招募兵将，凑了一支三万人的“亲兵”，结果是这帮临时找来的乌合之众既弹压不了“响马”，也驾驭不了“外镇”，更别说和满清较量了。

反而是湖南半省（此时湖南湖北尚未分开）百姓，却要养三股人马，“骤加派义饷，兼预征一年民田税，每亩至六倍以上。”，彻底破坏了湖南百姓对于南明政权那本就薄弱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