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身：开局扮演慈父？免费阅读

男女主角分别是阿列克谢斯大林的现代都市小说《替身：开局扮演慈父？免费阅读》，由网络作家“茜栎”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小说《替身：开局扮演慈父？》，相信已经有无数读者入坑了，此文中的代表人物分别是阿列克谢斯大林，文章原创作者为“茜栎”，故事无广告版讲述了：我是阿列克谢·西多罗夫。三天前还在伊尔库茨克的麦田挥锄，新翻的黑土气息渗进指甲缝；此刻却对着地堡里的裂镜，指尖反复摩挲喉结处的皮肤——那里本应有道两厘米的斜疤，此刻却平滑得像新翻的黑土，只在吞咽时扯出不自然的褶皱。后颈抵着铁皮墙壁，渗人的寒意顺着脊椎爬进骨髓，记忆里1918年察里津的烫伤理应在这里灼出暗红的茧，可镜中皮肤泛着病态的瓷白，像绷着张刚揭下的蜡模……...

《替身：开局扮演慈父？免费阅读》精彩片段

1941年11月7日下午两点，红场的石板路结着薄冰，每一步都像踩在碎玻璃上。我站在列宁墓的观礼台上，元帅服下的衬衫早已被冷汗浸透，后颈的假伤疤在寒风中绷得发紧，仿佛随时会裂开，露出底下属于阿列克谢的真实皮肤。远处传来德军轰炸机的轰鸣，像群饥饿的秃鹫在云层中盘旋，却盖不住广场上十万红军战士的呼吸声——那是一种带着冻土气息的、沉甸甸的沉默。
朱可夫元帅站在右侧，望远镜抵在眼窝上，镜片反光映出他紧绷的眉骨：“德军第4装甲集群距红场19公里，先头部队已抵达希姆基镇。”他的烟斗斜叼在嘴角，烟丝火星在寒风中明灭，“喀秋莎火箭炮已部署在克里姆林宫塔楼后方，随时准备覆盖阅兵路线。”
我点点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胡桃木烟斗，烟嘴的咬痕正好卡在缺牙的齿缝间——这是今早对着镜子练了二十次的角度。广场上，士兵们的皮靴整齐划一地磕在石板路上，钢枪刺刀在冬日弱阳下泛着冷光，像片移动的白桦林。突然注意到第一排士兵的大衣补丁摞着补丁，绑腿上沾着莫斯科近郊的泥土，和伊尔库茨克的麦田土色相近，喉头突然发紧。
“斯大林同志，该您讲话了。”莫洛托夫的提醒像根细针扎进神经。我踏上观礼台中央，金属台阶在靴底发出清响，惊飞了列宁墓穹顶上的鸽子。十万双眼睛同时抬起，无数望远镜、照相机的镜头闪烁微光，其中必定藏着贝利亚的特工，正用长焦镜头捕捉后颈的伤疤是否有剥落痕迹。
深吸一口气，格鲁吉亚口音的颤音在舌尖打转，这是昨夜对着留声机模仿了三百遍的语调：“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们！”声音撞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上，激起回音，像有人在云端重复我的话语。
德军的炮弹在西北郊爆炸，气浪震得观礼台微微摇晃，却没人眨眼。我看见第一排士兵的睫毛上结着霜花，步枪枪口稳稳指向天空，仿佛那轰鸣只是遥远的春雷。继续开口时，声音比预想中更沉稳，带着斯大林特有的顿挫：“德国强盗背信弃义，撕毁条约，向我们祖国发动了进攻……”
讲到“背信弃义”时，我举起烟斗指向西方，烟嘴在阳光下划出银弧，这是老人照片里常用的手势。注意到朱可夫微微颔首，他记得1939年斯大林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字仪式上，正是这个手势。而贝利亚站在阴影里，手指在笔记本上飞速记录，袖口的苦杏仁味被硝烟冲淡，却依然刺得鼻腔发疼。
“现在，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我提高音量，让颤音里带上钢铁般的冷硬，“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正在遭受德军飞机和坦克的轰炸……”话未说完，三架德军轰炸机突然掠过红场上空，引擎声撕裂云层。观礼台上的速记员下意识缩头，我却听见自己继续说道：“但是，我们的战士们正在英勇地保卫祖国，抗击侵略者！”
广场上的士兵们突然齐吼“乌拉”，声浪掀飞了克里姆林宫塔尖的积雪。我看见朱可夫放下望远镜，嘴角扯出一丝几乎看不见的笑——这是对替身最大的认可。而贝利亚的笔尖停在笔记本上，目光灼灼地盯着我的喉结，那里有今早刮胡子时新划的伤口，模仿斯大林1924年枪伤留下的浅痕。
“同志们，这不是普通的阅兵式，”我踏前半步，元帅服的肩章擦过观礼台的铜灯，“这是战士们从红场直接开赴前线的阅兵式！”这句话几乎是吼出来的，带着伊尔库茨克农民特有的粗粝，却意外地契合斯大林讲话中暗藏的怒火。广场远处，一队T-34坦克正碾过结冰的路面，履带碾碎石板的声响，像在为每一个字打下钢印。
德军的炮弹更近了，爆炸声震得红旗杆嗡嗡作响，红旗上的镰刀锤头图案在硝烟中时隐时现。我摸了摸胸前的勋章，金属表面的温度低得刺骨，却让我想起老人说过：“勋章的重量，能压稳颤抖的手。”于是继续道：“德国侵略者想对我们重演1812年的悲剧，但这一次，结局将截然不同！”
讲到“1812年”时，我刻意停顿，目光扫过广场东侧的无名烈士墓，那里新添的花圈在风中摇晃。朱可夫的望远镜转向西北方，那里的天空正腾起黑烟，应该是德军炮弹击中了沃洛科拉姆斯克防线。而我的声音没有丝毫停顿，像台上了发条的机器：“我们的战士们！我们的父亲、儿子、丈夫们！”
广场前排，一位留着小胡子的中士突然敬礼，他的钢盔上有道明显的凹痕，应该是先前战斗中留下的。我认出他是阅兵式标兵，档案里写着他参加过哈尔科夫战役，此刻他的目光像把刺刀，直直刺进我眼底，却让我想起集体农庄的铁匠，同样粗糙的手掌，同样坚定的眼神。
“你们的背后就是莫斯科，”我挥动手臂，指向克里姆林宫的红墙，袖口滑落，露出与老人完全一致的三道伤疤，“这里有你们的母亲、妻子、姐妹和孩子！”这句话带着破音，却让广场上的呼吸声突然变得沉重，像千万颗心同时坠向冻土。贝利亚的笔记本在风中翻动，我知道他在记录这个“不完美”的颤音，却也明白，正是这种“不完美”，让谎言显得真实。
远处传来密集的防空炮响，曳光弹在云层中划出金色轨迹。我看见朱可夫向副官耳语，应该是命令喀秋莎火箭炮准备反击。而我继续背诵着早已烂熟于心的讲稿，每一个字都像在犁开冻土：“让我们的伟大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的精神，在这场战争中鼓舞你们！”
当念到“德米特里·顿斯科伊”时，观礼台下突然传来整齐的刺刀顿地声，十万士兵同时将步枪砸向石板路，火星四溅。这不是彩排的内容，而是士兵们自发的回应。我看见贝利亚的瞳孔骤缩——他没想到替身能激起如此强烈的共鸣，而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的声音，而是因为他们需要相信，斯大林就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起面对德军的铁蹄。
“同志们，”我放低声音，让语气带上父辈的沧桑，这是昨夜对着镜子练习时，用掐疼掌心来记住的语调，“我们必须保卫每一寸苏联土地，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话尾的颤音里带着哽咽，不是演技，而是想起了伊尔库茨克的妹妹，此刻她或许正躲在木屋地窖里，听着同样的炮声。
德军轰炸机的引擎声突然变调，应该是遭到了苏军战斗机的拦截。我抓住这个间隙，掏出烟斗点燃，火苗在风中摇曳，却稳稳地舔着烟丝——这是高个子特工留下的打火机，火苗跳动的频率，和老人照片里的分毫不差。深吸一口，辛辣的烟草味呛得人咳嗽，却让声音更显沙哑：“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广场上的“乌拉”声再次响起，比之前更响，像火山喷发般掀翻了积云。我看见士兵们眼中的泪光，看见远处屋顶的市民挥舞着床单、围巾，甚至是破旧的红旗。贝利亚的身影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僵硬，他的笔记本早已合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袖口的氰化物香囊——那是怀疑者最后的武器。
阅兵式结束的军乐响起时，朱可夫突然转身敬礼，声音盖过炮声：“斯大林同志，第1集团军已准备完毕，随时开赴前线！”他的目光扫过后颈的伤疤，这次停留的时间比会议上短了一半——信任，正在炮火中悄然生长。我回礼时，注意到他肩章上的红星沾着硝烟，和我的一模一样。
当士兵们开始向西北方 marched时，我看见第一排中士的钢盔带在风中飘动，他转头的瞬间，我看清了他的侧脸——左颧骨有块烧伤，和老人1918年的战地照片里的位置完全一致。这不是巧合，而是内务部刻意挑选的“斯大林式士兵”，用真实的伤疤，加固虚假的信仰。
贝利亚不知何时站到了身边，他的皮鞋尖碾碎了观礼台上的霜花：“斯大林同志，您刚才提到‘1812年的悲剧’时，”他的声音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右手小指比平时多颤了三次。”
我转身面对他，烟斗的火星在他镜片上投下红点：“贝利亚同志，”我故意让格鲁吉亚口音重得能拧出松节油，“如果您的望远镜能同时盯着德军和我的手指，或许该派您去当狙击手。”
他笑了，笑得像只收起爪子的狐狸：“只是提醒，毕竟……”他的目光扫过正在离场的士兵，“他们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演讲，而是完美的斯大林。”
夕阳从硝烟中透出，给克里姆林宫的塔尖镀上血边。我望着士兵们的背影，他们的大衣在风中翻飞，像群即将扑向火焰的海燕。朱可夫的越野车停在观礼台下方，引擎声突突作响，准备送我回地堡。而我知道，红场的每一块石板，都刻下了替身的脚印，每一声“乌拉”，都在将阿列克谢·西多罗夫的灵魂，锻造成斯大林的模样。
德军的最后一批轰炸机掠过天际，却没敢投下炸弹——或许是被红场上的钢铁洪流震慑，或许是被“斯大林”的演讲动摇。我摸着后颈的结痂，那里已经不再疼痛，像块真正的伤疤，在寒风中渐渐愈合。当汽车拐过列宁墓时，我看见墙上新刷的标语：“斯大林与我们同在！”字迹未干，却比任何勋章都更沉重。
回到地堡时，作战地图前围满了将领，朱可夫正在部署夜间反击。我听见他说：“利用阅兵式声威，第20集团军今晚突袭德军侧翼。”没人注意到他看向我时，眼神里多了一丝微妙的敬意——不是给替身，而是给“斯大林”这个符号。
贝利亚的办公室灯还亮着，透过门缝，看见他正在比对两份签名样本，一份是老人的，一份是我的。我知道，他会在报告里写下“轻微笔迹差异”，却也会加上“演讲效果卓越，士气大振”。怀疑与利用，从来都是政治的双面刃，而我，必须让自己成为那柄最锋利的刀刃。
深夜，地堡的座钟指向零点，我独自站在镜子前，解开衬衫。胸前的假痣在灯光下泛着乌青，后颈的结痂已经完全贴合皮肤，像从娘胎里带来的印记。掏出烟斗时，发现烟嘴的咬痕里嵌着半片烟丝，和老人留下的痕迹重合率达到九成——内务部的化妆师该为此鼓掌。"

列宁格勒的星光，不在寒冷的夜空，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心中。它是叶莲娜围巾上的红星，是娜杰日达坦克上的齿轮，是卡佳笔记本上的刻痕，是柳德米拉大婶掌纹里的老茧。当卡车驶向市委大楼，引擎声与远处的炮声交织，我知道，自己早已不再是阿列克谢·西多罗夫，而是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成为了千万个用血肉之躯抵挡严寒与战火的苏维埃儿女中的一员。
这种蜕变，是在每一次与人民的接触中悄然发生的。当老妇人把刻着“列宁格勒1941”的子弹塞进我口袋，当卡佳用信任的目光望向我，当叶莲娜在风雪中坚定地驾驶卡车，我逐渐理解了斯大林这个身份的重量——它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责任的代名词，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承诺。
卡车停在市委大楼门前，我推开车门，踏上传单铺就的台阶。
我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更严峻的考验，是与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等同志的会面，是聆听列宁格勒军民的苦难与坚韧。但此刻，握着老妇人给的子弹，想着卡佳笔记本上的“胜利”，看着叶莲娜眼中的坚定，我心中充满了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也将永远为了人民而燃烧。
驾驶室里，风铃还在轻轻作响，仿佛在诉说冰原上的故事。我深吸一口气，冷冽的空气带着硝烟与面包的混合味道，涌入肺部。这一刻，当我的心跳与列宁格勒的脉搏同频，当我的手掌与人民的老茧相握，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他们，就是苏维埃永不熄灭的星光。
宫墙剥落见真钢，十万寒星聚炽光。
且看断砖熔铸处，每道弹痕皆宪章。
1942年1月6日清晨，冬宫的青铜门环上结着两指厚的冰，门内传来打字机的咔嗒声，像机枪在远处点射。叶莲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用破冰斧敲了三下门，门轴转动时带出的风，卷着股混合了油墨、煤灰与磺胺粉的气味——这是列宁格勒市委指挥部特有的气息，比任何密码都更能诉说这座城市的坚韧。
马林科夫走在前面，公文包换成了德军空投箱，箱盖上用白漆画着极小的红星。他停在门廊的马赛克壁画前，指尖划过列宁画像上的弹孔：“1917年我就在这儿，”他的声音低得只有我们能听见，“那时以为革命的枪声最响，现在才知道，人民的呼吸声更重。”他忽然转身，蓝宝石袖扣在晨光中闪过，“该摘下面具了，伊万·彼得罗夫同志——或者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指挥部会议室的长桌由三张课桌拼成，桌面刻满了名字与日期，最新的刻痕是“1941.12.31，我们活着迎来新年”。安德烈·日丹诺夫伏在地图前，大衣领口磨得发亮，右手握着的红蓝铅笔只剩 stub，却在标注防线时依然精准如手术刀。当他抬头看见我们，笔尖在“基洛夫工厂”位置划出歪斜的线，镜片后的瞳孔猛地收缩——不是因为认出我，而是看见马林科夫手中展开的、盖着国防委员会大印的文件。
“同志们，”马林科夫的声音带着西伯利亚的冷硬，却在末尾泛起暖意，“这是伊万·彼得罗夫，也是——”他望向我，指尖轻触文件上的红星，“那个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喊出‘熔炉’的人。”
寂静像块冰坨砸在会议室。打字员姑娘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指甲缝里嵌着冻黑的血痂；炮兵上尉的手还保持着指向地图的姿势，袖口露出的冻伤与我在拉多加湖见过的一模一样；就连墙角的留声机，都在这一刻忘了转动，唱片边缘凝着的冰花，像时间被冻住的勋章。
日丹诺夫最先反应过来，他的椅子在木地板上拖出刺耳的响，三步跨到我面前，突然抓住我的手，按在他胸前的党章上。我触到布料下凹凸的弹疤，那是1939年苏芬战争留下的：“您来了，”他的声音发颤，却比任何扩音器都响亮，“列宁格勒的电台每天广播您的演讲，可我们的士兵说，更想听您亲口说‘乌拉’，在满是弹孔的街垒旁。”
炮兵上尉突然立正，敬礼时钢盔滑落，露出光头下的烧伤——那是德军燃烧弹的杰作：“斯大林同志，”他从口袋里摸出半张传单，背面用冻僵的手指写着“给我母亲报仇”，“我母亲在‘生命之路’被德军潜艇击沉，她最后一封信说，‘别难过，妈妈的骨灰混着面粉，能让面包多香三天’。”
打字员姑娘突然抽泣起来，她从抽屉里掏出个铁皮盒，里面装着用德军降落伞布包的面包渣：“这是我奶奶临终前省给我的，”她的围裙上绣着“列宁格勒必胜”，针脚间渗着机油，“她咽气前说，‘把这些留给斯大林同志，他需要力气指挥我们打胜仗’。”
我接过铁皮盒，面包渣的麦香混着硝烟味，突然想起三天前在冰面上，老妇人递来的甜菜汤。马林科夫走到我身边，低声说：“该告诉他们了，关于莫斯科的援军，关于朱可夫的反攻计划。”他的目光扫过墙上的列宁画像，画像下方用弹壳拼成的“坚定”二字，每个笔画都带着战场的弧度。
“先听你们说。”我拉开木椅坐下，椅腿在地板上的刻痕里卡了一下——那是不知哪位战士用刺刀刻的“乌拉”。日丹诺夫推过磨破的笔记本，纸页间夹着冻硬的电报稿，字迹被水渍晕开：“截至1月5日，全城存粮仅够维持19天，”他的手指划过“125克面包”的配给数字，“但基洛夫工厂的产量比上月提高37%，工人们说，每少一口面包，就多一颗射向德军的子弹。”
炮兵上尉展开皱巴巴的地图，上面用红笔圈满了“死亡区”，却在每个圈旁标着“妇女运输队通道”：“德军以为我们的补给线会避开雷区，”他的指甲敲着拉多加湖冰面的蓝墨水渍，“可列宁格勒的母亲们，能用婴儿车推着面粉袋，在雷区走出之字形——她们说，孩子的摇篮能哄睡德军的水雷。”
打字员姑娘递来的报告，纸张是德军劝降传单的背面，油墨未干的“投降吧”字样上，用红笔写着“绝不”：“防空洞里的学校还在上课，”她的手指划过“课程表”，“上午教如何用鸡尾酒炸坦克，下午学用德军钢盔蒸馏饮用水，算术题是计算每颗子弹能换多少克面包。”
日丹诺夫突然指向窗外，那里的建筑废墟上，一群孩子正在搬运砖块，他们的棉袄改自德军大衣，腰间别着用木棍削的“步枪”：“这些‘小战士’负责收集德军弹壳，”他的声音柔和下来，“上个月，他们用五千个弹壳换来了三袋面粉——这是列宁格勒的货币，比卢布更硬的货币。”
马林科夫从空投箱里取出莫斯科带来的物资清单，却在看见日丹诺夫的笔记本时顿住了：那上面用铅笔写着“给斯大林同志的汇报”，字迹工整得像阅兵式的队列，却在末尾画着歪扭的红星，旁边注着“卡佳所画”——就是冰面上那个独眼的女孩。
“说说防线。”我敲了敲地图上用蓝笔标红的“施吕瑟尔堡”，那里的线条比其他地方粗三倍，“科涅夫将军的电报说，你们把每栋楼都变成了堡垒。”日丹诺夫点头，从口袋里摸出钥匙串，上面挂着二十几把不同的钥匙：“这是各个街区的‘战斗钥匙’，”他递给我一把刻着“冬宫1941”的铜钥匙，“每栋楼的地下室都储备着三天的口粮、两箱手榴弹，还有——”他突然笑了，眼角的皱纹里凝着冰晶，“一瓶伏特加，用来给伤员消毒，也用来庆祝击退德军的进攻。”
炮兵上尉指着地图上用红线勾勒的“红十月”工厂，那里的轮廓被无数小叉填满：“工人们在炼钢炉旁搭了床铺，”他的手指划过“三班倒”的字样，“炉长伊万诺夫连续工作48小时，倒下前把最后一块钢水倒进模具，现在那辆坦克的炮塔上，刻着他的名字缩写——德军的炮弹打中时，会听见‘伊万诺夫在怒吼’。”
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推开，进来的是位缠着绷带的护士，她的搪瓷盆里装着冻硬的医用酒精棉球：“日丹诺夫同志，该换药了。”她转向我，眼睛在绷带上的缝隙里发亮，“斯大林同志，我们的伤员说，只要您在列宁格勒，伤口就疼得轻些——他们说，您的名字是最好的磺胺粉。”
日丹诺夫撩起裤腿，露出小腿上的弹伤，伤口周围的皮肤呈青紫色，却在绷带边缘绣着极小的红星：“昨天在‘生命之路’巡查，”他任由护士用冻僵的手指换药，“看见运输队的姑娘们把伤员的血收集起来，冻成冰块当路标——德军的侦察机永远不知道，那些反光的冰块，是我们战士的热血在发光。”
窗外传来防空警报的闷响，却没人动弹。打字员姑娘继续敲打着传单背面的报告，炮兵上尉用铅笔在地图上标注新的火力点，日丹诺夫的伤口还在渗血，却握着我的手，指向墙上的巨幅标语：“这是昨天刚挂上去的，”那是用德军军旗改的布料，上面用缝纫机绣着“我们的城市，是斯大林格勒的前奏”，“守军说，只要列宁格勒还在，德军就永远到不了伏尔加河。”
马林科夫忽然站起身，从空投箱最底层取出个木盒，里面装着克里姆林宫带来的勋章：“这些，”他的声音盖过远处的爆炸声，“本应在胜利后颁发，但列宁格勒等不及了。”他将一枚刻着“生命之路”的勋章别在日丹诺夫胸前，勋章的挂钩勾住了他的党章，“这是用拉多加湖的冰、捷尔任斯基的火、还有你们的血锻造的。”
当第一枚勋章挂出，会议室的气氛突然沸腾。炮兵上尉扯开衣襟，露出胸前的旧伤，要求把勋章别在弹疤上方；护士解开围裙，露出里面绣着“列宁格勒护士”的衬衫，说这是她最好的礼服；就连打字员姑娘，都把勋章别在打字机的滚轴上，说这样每个敲出的字母，都会带着勋章的重量。
“同志们，”我站起身，木椅与地板的刻痕再次发出轻响，“莫斯科没有忘记你们，朱可夫的反攻已撕开勒热夫防线，西伯利亚的第20集团军正在冰原上播种——”我举起从拉多加湖带来的坦克履带戒指，环身在煤油灯下闪着冷光，“但列宁格勒的胜利，不在地图上，而在你们的焊枪里、在你们的手术刀下、在你们喂给孩子的每口面包渣中。”
日丹诺夫突然指向窗外的废墟，那里的篝火正在风雪中跳动，火星溅向夜空，像极了捷尔任斯基工厂的焊花：“看见那些火了吗？”他的声音带着自豪，“那是市民们在烧德军的劝降传单，每团火里都埋着颗土豆——他们说，希特勒的谎言烤不熟面包，但能烤熟我们的决心。”
会议结束时，马林科夫递给我份文件，封皮是德军的作战地图，里面夹着张字条，是卡佳用铁钉刻的“胜利”：“贝利亚的密电，”他低声说，“德军最高统帅部截获了我们的车队信号，现在正用三个师的兵力追击。”他望向窗外的孩子们，他们正把收集的弹壳堆成红星形状，“但他们不知道，列宁格勒的每个市民，都是移动的堡垒，每颗弹壳，都是射向他们的子弹。”
我摸着口袋里的焊工证件，照片上的男人终于与镜中人重合。当防空警报再次响起，日丹诺夫带头唱起《国际歌》，声音穿过破碎的玻璃窗，飘向风雪中的城市。我看见远处的废墟上，有人举起火把回应，有人用步枪敲击钢盔打节拍，就连结冰的涅瓦河，都在歌声中泛起震动——那是千万个灵魂在共鸣，在告诉世界，列宁格勒的炉火，永远不会熄灭，因为它燃烧在每个人民的胸膛里，燃烧在苏维埃的血脉中。
午夜，我站在冬宫的露台上，望着全城的灯火。那些在德军封锁下依然闪烁的光，不是煤油灯，不是电灯，而是每个家庭用最后的油脂、每个工厂用残留的煤炭、每个战士用未冷的热血点燃的希望。马林科夫走到我身边，望着远处的火光：“1917年，我们在这儿点燃革命的火炬，”他的声音混着风雪，“现在，列宁格勒正在锻造新的火炬，用冰做柄，用火做焰，照亮整个欧洲的寒冬。”
我点点头，指尖划过露台石栏上的弹痕，那里不知被谁刻了句“斯大林与我们同在”。是的，此刻的我，不再是阿列克谢·西多罗夫，不再是伊万·彼得罗夫，而是与列宁格勒的每块砖、每滴血、每道目光融为一体的约瑟夫·斯大林。这种蜕变，不是伪装的成熟，而是在人民的苦难与坚韧中，真正理解了领袖的含义——不是站在高处指挥，而是跪在地上，与他们共同扛起战争的重量，共同点燃胜利的炉火。
当黎明的第一缕阳光爬上冬宫的穹顶，楼下的会议室传来打字机的咔嗒声、地图展开的哗啦声、以及压抑的笑声——那是列宁格勒在计算新的一天，在规划新的战斗，在孕育新的希望。
我知道，这场会议不是终点，而是另一场更严酷战斗的开始，但有这些把勋章别在弹疤上的战士、把希望绣在绷带里的护士、把未来刻在传单上的孩子，还有什么封锁无法突破，什么寒冬无法融化？
冬宫的炉火，正在每个苏维埃人的胸膛里燃烧，而我，只是这炉火中飞溅的一粒火星，有幸与千万星火共同闪耀，照亮列宁格勒的黎明，照亮整个苏维埃的未来。
冻土埋雷三尺霜，炮口吞冰作口粮。
且看弹道熔金处，每寸焦土皆勋章。
1942年1月7日凌晨，冬宫露台的石栏上凝着冰棱，像被巨人啃咬过的糖块。我望着远处普尔科沃高地的方向，那里的探照灯每隔七分钟划过夜空，在雪幕上画出银白的斜线——那是米哈伊尔大尉昨夜在会议上提到的“炮兵呼吸”，每道光束都是高地守军的脉搏。马林科夫的大衣下摆扫过积雪，袖扣的蓝光映在结冰的望远镜筒上：“德军侦察机昨天拍到您的车队，现在三个师正朝高地移动。”他忽然轻笑，“但他们不知道，普尔科沃的每块冻土，都藏着列宁格勒的牙齿。”
吉斯-150卡车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启程，叶莲娜换了副用德军风镜改装的护目镜，镜片上呵出的白气很快结成冰花：“昨夜‘祖母炮台’的伊万大叔又击毁一辆装甲车，他说炮管热得能煎土豆，可惜没有油。”车轮碾过结冰的弹坑时，驾驶室顶棚的风铃（用德军狗牌改的）发出细碎的响，混着车载电台的杂音——那是列宁格勒电台在播放《神圣的战争》，信号被炮火干扰得断断续续。
接近高地时，东方泛起蟹壳青，战壕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最先看见的是“少年先锋队”的岗哨，十五岁的安德留沙抱着比他还高的步枪，棉袄上别着用弹壳做的哨子：“斯大林同志，”他敬礼时枪管戳进雪地，“娜杰日达姐姐说，观测点的潜望镜今早冻住了，他们正在用体温焐热镜片。”他的脖子上挂着串子弹项链，每颗弹头都刻着“杀法西斯”，“这是妈妈给我刻的，她在‘红十月’工厂造炮弹，说等我满十六岁就教我开炮。”
掩蔽部里的煤油灯亮如豆，米哈伊尔大尉正在地图上标注新的炮位，笔尖划过“死亡谷”时顿了顿：“凌晨三点，妇女运输队用雪橇送来了十二箱迫击炮弹，”他指了指墙角用油布盖着的箱子，“您猜怎么运的？把炮弹藏在婴儿床的被褥里，德军巡逻队以为是撤离的平民。”他的手指划过地图上的蓝线，“这些路线图，是卡佳和她的‘小战士’们用弹壳摆出来的，每颗弹壳间隔两米，刚好避开德军的地雷。”
钻出掩蔽部时，娜杰日达正趴在观测点，身上裹着三层德军大衣，护目镜下露出的睫毛结着冰：“斯大林同志，”她递过缴获的蔡司望远镜，镜筒上的体温让镜片边缘的冰开始融化，“七点钟方向的德军补给站，今早来了八辆马车，车辙印显示载重不均——应该是混着弹药和伤员。”我接过望远镜，看见雪地上的车辙确实深浅不一，中间还夹杂着拖拽的痕迹，“我们计算过，等他们卸货到一半，‘费奥多尔爷爷’的152炮刚好能覆盖整个场地。”
沿着交通壕走向主炮台，冻土上每隔五步就有个简易坟包，木牌上刻着名字和军衔，最新的那座写着“列兵伊万·诺维科夫，1942.1.6，用身体挡住德军爆破手”。独臂中士正在给新兵演示如何用德军钢盔制作反光瞄准镜，他的空袖管别在腰带上，露出的断臂处缠着干净的绷带：“看好了，阳光照在盔顶的刻痕上，反射到瞄准具的十字线，”他用扳手敲了敲钢盔边缘的凹痕，“这是上周挨了一发迫击炮弹留下的，现在成了最好的瞄准标记。”
主炮台的Flak 36高射炮旁，几个炮手正在用德军降落伞布擦拭炮管，布料上的铁十字标志被剪成了碎片。炮长递来块冻硬的黑面包，上面用指甲刻着“乌拉”：“这是纺织厂的姑娘们昨晚送来的，”他的手套破了个洞，露出的手指缠着浸过猪油的布条，“她们说每块面包都是炮弹的引信，要我们把希特勒的老巢炸成面包渣。”面包咬下去咯牙，却在舌尖尝到一丝若有若无的甜——那是用甜菜渣熬的糖霜。
正午时分，德军侦察机准时出现在高地南侧，引擎声像生锈的锯子切割空气。娜杰日达的信号旗刚挥起，三门迫击炮同时开火，炮弹在敌机航线前炸出弹幕，冰晶与弹片齐飞。我从观测镜里看见，敌机驾驶员慌忙转向，机翼擦过雪地，在地面划出长长的痕迹——这是三天来他们第七次试图侦察高地，却始终没发现藏在反斜面的“喀秋莎”火箭弹阵地。
米哈伊尔大尉带我走进地下弹药库，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铁锈味，石壁上渗着冰水，却在每个弹药箱上贴着字条：“给普尔科沃的炮手们——基洛夫工厂的姐妹们”、“每发炮弹都是我们的纺车声”。最角落的箱子上画着歪扭的红星，旁边注着“卡佳画”，箱盖缝隙里露出半截红毛线——那是用织毛衣的线标记的引信位置。“这些弹药，”大尉敲了敲箱子，“是女工们在防空洞里组装的，用的是拆卸的德军炸弹引信，她们说这叫‘以牙还牙’。”
下午三点，我跟着费奥多尔爷爷巡查他的152毫米榴弹炮，老人正在用冻僵的手指调整炮口指向，旁边放着个铁皮盒，里面装着女儿生前织的手套，虽然已经磨破，却依然整齐地叠着：“斯大林同志，”他拍了拍炮管，金属表面的温度几乎能灼伤人，“这门炮今早又怒吼了三次，把德军的观察哨轰成了雪堆。”他忽然从口袋里掏出张照片，边角被炮火熏黑，却能看清上面的一家三口，“我老伴和闺女在防空洞被毒气熏倒，现在每发炮弹都是她们没说完的话。”
观测点传来娜杰日达的呼唤，我爬上去时，她正在用冻硬的面包渣在雪地上摆坐标：“德军的坦克集群在五公里外集结，”她的手指划过歪扭的箭头，“三点钟方向的洼地，积雪被履带压得发亮，那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她忽然抬头，护目镜滑下露出红肿的眼皮，“我们在那里埋了三百颗反坦克雷，用婴儿车的轮轴做触发器——德军以为只有坦克会触发，却不知道，列宁格勒的母亲们连雷区都能变成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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