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从包里掏出个信封，里面掉出张泛黄的报纸，1998年的社会版头条：“青年见义勇为被刺伤，左前臂留下终身残疾”，配图里的少年穿着蓝白校服，左臂缠着绷带，正是年轻时的汪禹。
窗外突然滚过一声闷雷。
晓萱的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却始终盯着我的眼睛：“那天在山里，根本没有劫匪。
是我姐发现了小悠和他的事，三人起了争执。
小悠想说出身世，我姐却以为他们要私奔——然后……”她猛地捂住嘴，信纸在颤抖中发出细碎的声响。
我想起汪禹讲述时始终回避的细节：为什么劫匪不抢车不绑人，偏偏执着于“二选一”的游戏？
为什么晓妍中刀时他被“死死按住”，却连一道挣扎的淤青都没留下？
还有他脸上那道疤，说是劫匪划伤，可伤口走向分明是对着镜子时右手持刀的角度。
“他来找你借钱那天，”晓萱突然站起身，从包里拿出个录音笔，“我跟踪过他。
他去了城西的陵园，在小悠墓前待了三个小时。”
录音笔里传来模糊的呜咽声，夹杂着泥土翻动的沙沙响，“他挖开了坟墓，怀里抱着小悠的骨灰盒，说‘现在我们终于能在一起了’。”
雷声更近了，雨点砸在玻璃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晓萱把诊断书和照片推回给我，信封背面写着串地址：“这是他现在住的地方。
郑先生，我知道您是好人，可有些真相……”她没说完，转身冲进雨里，黑色风衣在狂风中鼓成一片破碎的帆。
我握着地址的手全是冷汗。
原来根本没有劫匪，有的只是一个被两段感情撕裂的男人，和两个用生命成全他的女人。
晓妍以为小悠是第三者，却不知道她是来还债的妹妹；汪禹以为自己陷入绝境，却不知道两个女人早已为他铺好了生路——一个用癌症晚期的身体挡刀，一个用自导自演的死亡退场。
深夜的出租屋里，汪禹蜷缩在发霉的床垫上，面前摆着两瓶白酒和半盒安眠药。
墙角堆着晓妍的口红和小悠的假发，窗台上摆着三个空相框，玻璃上还留着被抠掉照片的痕迹。
我推开门时，他正在往墙上涂红漆，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我们的家”，油漆桶旁边散落着抗抑郁药的空瓶。
“老郑，你来了。”
